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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家乡人常来电话说县里的某局长、某主任被关了，还听说，这两年多，县里有好几十个大小干部被抓。初一听到，还真有一番震惊、一番感动。觉得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有魄力、有正气，敢于旗帜鲜明地反腐倡廉。前不久，笔者回到家乡，通过与一些市民的交谈，才知道，这两年中出问题的干部大致有三类：一类是经济问题比较严重，但干部级别比较高，属于县委常委级别，对这级别的干部，或是县里个别领导处于官官相护，或是别的原因，总之没立案，没判刑，只是调换工作，五个常委都调去了重庆市区的同级别岗位；二类是经济问题比较重，判刑也比较重，但仅是几个人，只是国土局、教委、卫生局几个部门的头头；最多的是第三类，就是干部级别不高，大都是基层干部，经济问题不大，一般就是5千-3万元，对这一类干部，只要去民众中一问，老百姓就只好摇头了。在此，笔者略举几例，让世人看看，新版的权大于法的故事。
重庆市某中学优秀校长、市级特级教师张某某，在荣昌县边远农村中学里工作了30年。长期以来，他抱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的愿望，扎根农村，艰苦奋斗，把一所即将被关闭的中学带进了市级重点中学。他在荣昌县经历的六位县委书记中，除这一届书记以外，都说“老张是一个工作狂，老黄牛，任一所学校的校长，就救活了一所学校，带活了一个小镇的经济。”
2007年元月，荣昌县承接了重庆市第二届运动会的柔道比赛项目，县里有关部门即想揽承办单位之功，又不想做承办之事，就叫学校承办柔道比赛。因为学校离县城比较远，又是冬天，学校无法解决运动员的住宿和洗澡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反应，希望拨款解决，可县有关部门置之不理，学校无法，只好说无力承办。这事惹恼了县里主要领导，当时就动了要收拾张某的心。
2007年2月，荣昌县召开“两代会”，张某应邀参加政协会，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小组会上，张某对县委县府的有关工作提出了意见。发言内容是：
1、希望荣昌县委县府是全县人民的县委县府，而不只是昌元镇（县城）的县委县府。党和国家历来非常重视城乡和谐发展，而荣昌县本身就是农业县，全县人口多数在乡镇。县城大搞灯饰工程，大街小巷不夜天，可因电力不足，大热天和大冬天，乡镇都因为压负荷而停电；县城大街小巷搞泥（水泥）改油（柏油）工程，有的路段一次没搞好，又搞第二次、第三次，而乡镇呢，别说街道路面的畅通，就连公共厕所都没有，村民赶场小解，都是背过墙角就排泄。
2、希望荣昌县委县府是全县各行各业的县委县府，不要只是企业的县委县府。一个地方的发展，经济固然是很重要的，但一个社会的发展，不能只看经济，只看企业，还要看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但荣昌县在抓经济、抓企业上投入多，下工夫大，而对县内的其他事业，很少重视，比如基础教育、文化、体育等事业的发展。学校负债排危，借钱发展，可对学校难以承受的债务，没有领导过问。有关领导眼中，教育不但不能创收，还只有投入，能拖着下去就不错，还谈什么发展。
就因为这个发言，彻底激怒了县里的主要领导，开完两代会，三月份，在县委常委有关会上，主要领导就提出惩治张某这样的干部，要求检察院用三天时间，只要查出三万元经济问题，就可以关进去了。因为会后，分管教育的县委副书记的彭某就把他分管教育十来年，在张某所在学校工作所领的误餐费一共一千多元，全部退还给学校，并开了发票。
四月份，县有关部门按县里主要领导的指示，着手在外围收集张某的问题，到五月中旬，县有关部门不顾当时四千多名师生因为严重干旱缺水的困难，也不顾一千多名高三学生正处在冲刺应考的关键阶段，进驻学校，查张某任校长以来的十三年的全部账目，没查出张某个人贪污挪用的问题，却看到了张某任校长来，因为学校经济困难，从没领取差旅补助，还查出别的单位从没有的账目----回扣收入，即张某收到的回扣都交学校，并记了帐。没想到，工作组的人就以此作为突破口，理由是对方给了单位回扣，给张某个人肯定更多。6月6日把对方抓来，给对方定了标准，要求说出向张某行贿3万多的事，并以说了马上放他回去照顾参加高考的女儿为诱饵。对方因为急着想回去照顾正在参加高考的女儿，就按有关人的意思，把四月份给张某的2万多元的教辅资料编写组的启动费说成了给张某的行贿费。
中考最后一科发了卷，张某就被抓了进去。在张某带领一千多名学生刚参加完高考、又组织了几千学生参加了中考，身体极度劳累，精神极度困倦的情况下，检察院的人三班轮流审问，以漫骂、侮辱、甚至人生攻击的语言连续几天通宵审问，要求张某承认受贿的事实。张某在身体极其虚弱、连坐都坐不稳，精神完全崩溃，只求一死了之的情况下，不得不签了字。
就这样，县里主要领导的指示兑现了，张某下狱了，工职被开除了。荣昌县再也没有人敢给县委县府提任何意见和建议了。除了某中学的校长，笔者这次还了解到，丰高粮库的主任张大兵、荣昌县人民医院的院长陶勇，都是因为没有按县里主要领导的意思做事，都被判刑入狱了。
坐落在荣昌县丰高镇的国家粮库，单位虽然不怎么起眼，但粮库所管辖的荣昌县城白塔坡粮库那一大片地，却是一大宝贝，如果用来搞开发，可以挣很大一笔收入。可粮库是属于国家管的，不可能同意县里的意见。县里有关不领导派人找到粮库主任张大兵，希望他配合县里，找上级汇报，把白塔坡粮库让给县里搞开发。张大兵主任考虑到粮库里住着几十户单位的新老职工，考虑到粮库的权属是国家，就没按县里的意思去做。就这样，县里主要领导限定县检察院用三天时间，一定查出张大兵三万元的经济问题，然后关进去。按照县里主要领导的指示，县检察院有三天时间，终于找出了张大兵三万元的经济问题，结果被判刑三年。　
陶勇，是荣昌县的知名医生，医术高明，很受老百姓的尊敬。正因为此，他被评为了荣昌县学术技术带头人。在老院长离任后，有关部门安排陶勇任院长。刚走上领导岗位，陶院长有着一腔做好医学事业的热血，有着把单位工作推想新台阶的热情，工作中不辞辛劳，坚持原则，很受医护人员的好评。就是在他刚任院长不久，医院新建的门诊大楼要付工程款，陶院长严格坚持按合同付款，没有答应施工单位希望多付工程款的要求，没想到，施工单位把陶院长的意见告诉了县里的主要领导，这位领导大怒，要求检察院用三天时间，一定要查出陶院长三万元以上的经济问题。就这样，陶院长的命运和张校长、张主任一样，坐牢，双开。
近几年来，少数地方屡屡曝出县委书记恃权弄法、腐败堕落的新闻，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县委书记群体与权力运行之间的特殊关系。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一些地方的县委书记养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霸道作风，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和批评的声音，动不动就要对异议者、批评者“依法严惩”。从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到辽宁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案”，都是当地县委书记对普通公民、干部提出的批评以及群众的维权要求大为光火，直接或间接授意公检法机关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辽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更是派警察赶赴北京，试图拘传披露西丰县“负面消息”的新闻记者。
与这几个县委书记相比，荣昌县的主要领导的更“知法”更会“用法”：
一是县委主要领导置身案件外，不像“彭水诗案”“稷山文案”“警察进京抓记者案”把县委书记摆在案件中，以攻击、污蔑县委书记的罪名来给群众判刑。荣昌县的案件，县主要领导始终操纵着案件的始末，但从没把自己摆在案件中。他的口头禅就是“给三天时间，查出三万元经济问题，再关进去。可见荣昌县的主要领导不愧是警校毕业，深知现在的干部，只要用审问敌人的手段，弄出一两万的经济问题，是多简单的事，即不牵涉国家的干部政策，也无须做什么思想工作。
二是县主要领导这样做不是整倒异议者为目的，而是为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开道，不像“彭水诗案”“稷山文案”“警察进京抓记者案”的县委书记们主要是维护自己的威严和权势。荣昌县把一些干部关进去后，就再没有一个干部、群众敢对县委县府的工作说半点意见，只有沉默的执行，即使看到有比较明显的错误做法，也没有一个人说话了，比如：工人俱乐部片区的开发工程不招标，由县某位领导直接叫重庆的某公司来开发；荣昌县城的街道反复的改造，三年不到，有的路段就改造了三、四次，每改造一次就花上千万的钱，施工队都是由县主要领导亲自联系，其他干部都无权过问，可没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连荣昌县城的灯饰工程的路灯，都由县某位领导指定单位提供，谁也插不上手。异己排出后，紧接着就是大量的建设、改造工程项目，明眼人一看都清楚，排除了异议者后，保护的是什么？
我们这里先不谈荣昌县一个个干部经济案件的是是非非，仅是透过荣昌县主要领导“两手都要抓，（一手抓排出异议者，一手抓工程项目建设），两手都硬的现象，让我们看到了公权被扭曲后，是个什么样的情形。也让我们看到，在新形势下的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的最新版本。纠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我说了就算”。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由于权力长期处于无人监管或监管不力的状况下，逐渐地养成了唯我独尊的霸权思想。“方圆之内，王者大。”一切的决策和命令，全凭主观臆断。“我说了就算”，“就这么办”，是他们常常挂在嘴上的“金口玉言”。加之下属、下级的唯唯诺诺、惟命是从，更助长了他们的强权意识，于是，一切围着领导转，做给领导看，成了官场的一种“病态”的常态，一些领导的话被奉为了“圣旨”，哪怕是错的也得执行，哪怕是“莫须有”也要“捏造事实”、“屈打成招”。
　　二是“反我者必亡”。封建君主的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腐朽思想，在今天的官场上依稀也能找到一丝踪影。有些处于权力核心的党员领导干部始终把自己置身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总喜欢听一些好听的、顺耳的谗言媚语，而对那些刺耳的、难听的进谏总言却格外敏感，明知自己是错的，也绝不悔改，相反还“倒打一耙”，利用职权指使自己掌控之下的机关和部门“徇私舞弊”，甚至制造各种“冤假错案”。很难想象，这种靠强权换来的“历来顺受”能持续多久？这种虚假的“一个声音”又会维持几许？
　　三是“法为我所用”。在“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上，少数官员一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他们通常都喜欢把权力当成私有财产，将权力机关当作自己看家护院的“走狗”、“保镖”、“打手”。凭着自己的一句话，可以让司法机关判人“死”也可以判人“生”。而所谓的公平、正义、和谐，仅仅是他们时常挂在嘴上的美丽的谎言罢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变成了一句空话、假话；“为人民服务”也便演绎成了“为我服务”。法律的尊严在强权面前被彻底的践踏了。
　　县委书记，级别并不高，在重庆市范围内充其量最高也就是个中级干部，但权大、位重。在一个县是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的最高领导，是与群众打交道最直接、最多的共产党领导的代表，他不但关系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治安稳定，政治昌明，社会和谐，而且关系到共产党在这个地方的形象问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要求对县委书记的人选一定要严格把关，对县委书记的监督，一定要切实到位。防止让那些不顾一切捞政绩、往上爬的人来当县委书记，败坏了共产党的名声，影响了共产党的大业。